近日，一向對俄國出言極遜的國際問題專家——金燦榮教授，卻說了這樣一段大實話：

“俄羅斯不是兄弟，是鄰居。我們必須警惕，俄羅斯背后的真實意圖……”。

這可以從最近的兩大現象中，佐證出金教授之言的含金量。

像在2025年度，中俄貿易額降至2281億美元，同比下滑6.9%，其中，中國對俄出口下降10.4%，自俄進口下降3.9%。

比如，在俄國越來越信賴我們之下，卻出人意料的以“安全風險”為由，突然限制中國卡車進入其市場，給了很多中國車商迎頭一棒，造成了不小的困難與損失。

還有最近，俄國出口到中國的電力價格，竟然提升至高于我們國內價的程度，中國當然并沒慣著它，直接拒絕進口了這一價格倒掛的電力商品。

由此可見，一些“鵝粉”極為推崇和推動的“中俄應該結盟，一起對付美西方”之理念，其實，連一廂情愿都算不上！

一是因為，一向自大極甚的俄國，既不可能屈就于我們的屋檐之下，也沒想過真正平等地與我們“結盟”，更不用說，要成為完全交心的“俄鐵”朋友了。

二是因為，除了建國初期，我們國力較為孱弱之下，不得不仰仗蘇聯的幫助，彼時的兩國關系中，我們較為弱勢與被動之外，中國此后一直堅持走的是不結盟、和平共處之路，這也因此決定了我們也不可能與包括俄國在內的任何國家，走至國家“結盟”的地步。

中俄當然是永遠搬不走的鄰居——這一無法改變的地緣政治關系，也決定了兩個大國的歷史及未來走向：要么以鄰為友，要么以鄰為壑。

要說我們這兩大鄰居的友好時期，共有兩大時段——一是蘇聯時期，另一時期就是當下了。

新中國建立前后，算是兩國的一大蜜月期。不得不說，當時蘇聯對于新中國的建立與建設，顯然幫助極大，當然不能抹殺。

無論是抗日末期，在美國原子彈的強大威力之下，蘇聯紅軍也趁機驅師入關，將日寇一舉秋風掃落葉般擊潰，這確實為中國抗日勝利做出了貢獻。

然后，就是抗美援朝時期，蘇聯對中朝的援手，同樣功不可沒。

但就是在這一時期，蘇聯也有“亦人亦鬼、亦正亦邪”的兩面性：

比如，其一面幫助中國革命，一面卻將外蒙分裂出去；甚至在解放戰(zhàn)爭中，渡江戰(zhàn)役將要打響時，斯大林竟然妄圖讓國共分江而治，企圖分裂中國的狼子野心，也是昭然若揭！

包括抗美援朝戰(zhàn)爭時，當時極為強大的蘇聯卻選擇一直龜縮在后，中國雖獲重大勝利，但也因此犧牲很大——特別是因此錯過了祖國統(tǒng)一的最好窗口期，成為一大歷史性遺憾！

而此后的蘇聯，無論是想霸占著中國東北要地不走；還是欲在海南島建立長波電臺等，都有想控制中國的企圖，也因此令兩國的“兄弟關系”走向徹底決裂。

而后蘇聯更是在兩國邊界陳兵百萬，甚至要動用核武訛詐中國——若非美國因想利用中國牽制蘇聯，從中作梗之下，蘇聯未敢輕舉妄動，則兩國的歷史或將就此重大改寫！

當中國走向偉大的改革開放后，開始經濟起飛，各方面得以飛速發(fā)展，可以說，目前包括軍事在內的總體性上，都將俄國甩下了很遠。

此升彼降之下，因互相取暖的需要，俄國有求于我們或更強烈；而我們則是為從長計議，真正奔著成為持久友好鄰邦之路而去。

但是，臥榻之側的這一大國，在歷史上，令中國失去了約500萬平方公里領土；在現實上，像脫胎于蘇聯的新俄國，對于近鄰數個國家的侵略性上，也都說明我們既要真心做個好鄰居，但也不能掉以輕心，對其保持警惕之心，亦是題中之義！

像知名的俄國歷史問題專家金雁教授，就曾說道：

“俄國歷史上是有一些特性的……第一個特點，我認為，就是俄羅斯的無原則性——它轉換起來不需要鋪墊，也不需要過渡”。

比如，像1918年時，列寧在很多人的反對下，于3月份簽訂了《布林斯特合約》，把俄羅斯、烏克蘭的一大半割給了德國，還賠款60億金馬克。

可才到11月份，列寧就轉臉毀約了——列寧當時說過一句話，“簽的那些合約，不過就是一張紙而已”。

列寧還曾答應蘇聯成立后，要把所有沙俄侵略中國的那些領土，無條件的全部歸還給中國，中國人當年曾為之歡呼雀躍——可最后一寸也沒還，就是說說而已。

所以，金雁教授說：“政治上，蘇聯是這樣沒有原則的一個國家，我們現在對這個鄰國，有太多一廂情愿的思考和揣測，就是我們認為它會是我們的盟友。但普京說過：俄國的盟友只有兩個——陸軍和海軍……”

“俄羅斯人就有一種心態(tài)的反彈，就是覺得做朋友不如做敵人，做敵人你就才能重視我，做朋友你永遠都會忽略我……”。

確實，在很多學者的研究中，都得出了類似的“俄羅斯國民性、民族性”特征：

一是“二元對立性”。這種呈鐘擺式的思維特性，如在圣徒與魔鬼、奴性與無政府主義之間劇烈搖擺之狀。

二是“彌賽亞情結”：表現為集體無意識，既迎合激進主義追趕西方的緊迫感，也成為對外擴張的心理動因。

三是“集體本位思維”，由此衍生出對于集體主義的過度依賴，進而產生出抽象的人民崇拜，個人自由附屬于集體服從之上；并產生出“愛多數與恨個人并存”的復雜理念。

四是“威權主義”。俄國人的惰性強，因此認為權威的意志力要比自由主義好，也更適應國土遼闊的俄國。

五是“知識分子原罪感”。其知識階層常持宏大敘事犧牲個人道德之論，進而衍生出道德虛無主義。

六是“極端化思維”。“輕易許諾、事后毀約”，激進主義盛行；缺乏理性妥協(xié)與持久力，國民性中的極端化意味濃重，為專制提供了土壤，因此導致政策短視、責任規(guī)避，造成民族問題積重難返。

有一位俄羅斯學者曾總結說，世界歷史上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現代化模式，一種是“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”，另一種是“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”——而俄國正是后者模式，因此被這位學者所批判。

中國人的文化與思想中，尊崇的是言而有信、和而不同的博愛天下之道——特別是新中國及其執(zhí)政黨的性質，也決定了我們是一個不搞霸權、走和平崛起之路的國家。

所以，作為儒家文化代表的中國，對于歷史上侵略凌辱我們數一數二的這個鄰居，既要本著做成好鄰居的長遠目標，以此切實追求兩國關系走向永恒友好的理想目標。

但是，也要面對如此國民性的這一國度，報以應有的警惕之心——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”嘛！

就像俄國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亞歷山大——杜金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其成名作《地緣政治的基礎》中，重要內容就是如何圍堵和瓦解中國：

杜金在書中提出了臭名昭著的“肢解中國論”——就是俄國要將中國的東北地區(qū)、內蒙地區(qū)和新疆地區(qū)劃作緩沖區(qū)——為此，甚至俄國可以將南千島群島送給日本，以求俄日結盟。

其甚至還稱，為了對付東方文明，俄國還可以與美國結盟，并聯合日本、韓國、菲律賓、越南和印度，形成圍堵中國的包圍圈。

而如今，因俄國發(fā)展不力，又深陷戰(zhàn)爭四年有余，杜金卻多次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發(fā)文，力拱中俄走向實質性結盟的層次。、

他還多次誘導中國稱：“現在是中國統(tǒng)一的最佳時機——甚至是已失去最好的時機”云云，其誤導中國此時開戰(zhàn)，以解俄國之困的目的，也是“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了。

俄國人這種無原則性的變臉特質，確實是刻入骨子里的一種國民性之特色。

當然，我們要為了國家利益進行合縱連橫，但是我們的民族性里，卻是非常厭惡和排斥這種“無原則性”，反之，堅守原則與底線，才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特色之一！

與這樣的龐大鄰居相處，首先是以和為貴；而利益互用，也是現實主義的自然選擇，但顯然，堅持底線思維的原則性，也是我們不與之同流合污的一大本色所在。

所以，友好為主旨，但也要做到不失底線、堅守原則，既防止因此被人利用和坑害，這同時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應有之義，且更是我們堅持維護正義和言行光明正大的最好體現！